说文解字

三十卷。东汉许慎(生卒年不详)撰，宋徐铉(917－992)校订。许慎字叔重，汝南召陵(今河南郾城)人，大抵生于光武帝建武(25－55)中期，卒于安帝延光(122－125)末年。为人纯朴笃厚，从小博通经籍，师事贾逵，深受马融推敬，时人称赞他说：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。曾任郡功曹，举孝廉，为太尉南阁祭酒，再迁除洨长(洨县县长)。初平四年(110)与刘珍、马融等校书东观(皇家图书馆)，先后撰写了《五经异义》、《孝经古文说》、《淮南子注》和这部堪称经典的《说文解字》。当时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相当激烈，居于正统地位的今文经学极力非毁古文，妄称秦汉以来通行的隶书是古帝先王之书，父子相传，不得改易；随意说字解经，说什么“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”，极力附会谶纬谬说。许慎为了争取古文经学的合法地位，弘扬五经之道，便根据古文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方法和理论，撰写了这部足以推倒今文经学“巧说邪辞”的体大思精之作。初稿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(100)，反复订补二十余年，至安帝建光元年(121)才在病中定稿，派儿子许冲上奏朝廷。许慎自叙说：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。”可知他所收释的文字包括篆文(小篆)、古文(壁中书)、籀文(大篆)，均是隶变以前的古代文字。他认为隶变以前汉字的结构和性质都有变化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，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这就是说：原始汉字叫做“文”，其特点是整体象形表意，不带标音成分；孳乳汉字叫做“字”，其特点是部分象形表意，带有标音成分。二者兼而释之，所以称为《说文解字》。后代简称为《说文》。据许慎自己统计，全书收释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加上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，总共一万零五百一十六字。其中“依类相形”的“文”不足20%，“形声相益”的“字”占80%以上。编排体例严整，多所创获发明。许慎通过对篆文字形结构的细致分析，把可以作为偏旁的五百四十字立为部首，以统含有同一偏旁的各字，从而其余八千八百一十三字各有所归，若网在纲。五百四十部首始于“一”终于“亥”，中间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关的部首依类相从地加以编次。每部之内的文字，大抵本着三条原则：1．意义好的善的在前，意义不好的恶的在后；2．专有名词在前，普通的词在后；3．意义相近的字集中到一起排次。每字的说解都是兼说形音义：首先解释字义，其次分析字形，末后说明字音。有时在说解中还征引经传、群书、方言和通人之说作为佐证，还附以古文籀文(即篆文的异体字)和“一曰”(对字义的另一种解释)作为参考。字形分析是重点，其原则是“据形以说音义”(段玉裁语)。字形分析旨在辨明“四体”，其条例是：凡言“象形”、“象某某之形”、“象某某”的则为象形字，凡言“指事”、“从某一(指事符号)象某某”的则为指事字，凡言“从某从某”、“从某某”的则为会意字，凡言“从某某声”、“从某省某声”、“从某某省声”的则为形声字(包括省形字、省声字)；凡言“从某从某某亦声”的则为会意兼形声字。许慎所做的这些分析，往上有助于识读金文和甲骨文，往下有助于考察隶变的轨迹。清人黄承吉说：“不有《说文》，势必至今日举一字而不知其为何声，不知其为何义，甚至不知其属何偏旁。”(《梦陔堂文集》卷二《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》)对于字音的说明，除揭示形声字的声符(某声、亦声、省声)外，主要是采用“读若”法以求注音的准确性。这对古音学研究“同谐声必同部”理论的建立，是有启发意义的。在字义解释方面，专注于本义的探求，以形训为主，以音训为辅，以义训使之精确化，从而集周秦西汉训诂学之大成，为古汉语词汇研究奠定了基础，开辟了道路。许书所做的巨大贡献，一是总结阐发了“六书”理论，并率先科学地用于汉字系统的分析；二是首创部首分类体制，为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。即使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考察，《说文》也是出现最早的、科学性很强的、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语文工具书。然而《说文》的价值是远远超越于语文学的，因为它的内容是：“天地、鬼神、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昆虫、杂物、奇怪、王制、礼仪、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。”(许冲《上〈说文解字〉表》)可见《说文》还有百科全书的性质，它所保存的大量资料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，也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由于时代的局限，《说文》也有一些缺点，主要是：1．字形分析与字义说解有错误，不免牵强附会，甚至受了五行谶纬之说的影响；2．编排体制尚嫌紊乱，五百四十部的划分不尽合理，有些字归部欠妥；3．“六书”理论的阐述语焉不详，失之含混，如“转注”的界说引起了无尽无休的争论。许书至唐代传习不废，代宗大历年间(766－789)李阳冰规摹小篆刊定之，把原来的十五卷(或称“篇”)改为三十卷。是本盛行于晚唐，亡佚于五代之末。据以传《说文》者只有徐铉徐锴兄弟二人。先是南唐时徐锴撰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世称“小徐本”，这是现存的第一部系统研究许书的著作(详见该条)。而后至宋初太宗雍熙三年(986)徐铉与葛湍、王惟恭、句中正等奉诏校正许书，重加刊定，世称“大徐本”。徐铉字鼎臣，扬州广陵(今江苏扬州)人。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三年，卒于宋太宗淳化三年。初仕南唐，后归宋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大徐本驳正了李阳冰刊本的谬误，基本上保持了许书的原貌，亦略有增改：1．别加标目于卷首；2．每字之下据孙愐《唐韵》加注反切；3．略加补释，间引李阳冰、徐锴之说；4．增益许慎未收的经典用字，列于每部之末，称为“新附字”。现在流传的“大徐本”以汲古阁本为最早，是明末毛晋据宋刻本翻刻的，存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。清嘉庆十四年(1809)孙星衍又据宋本重刻，即平津馆本。同治十二年(1873)陈昌治又据孙本重刻，即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的底本。另外，《说文》尚存唐写本木部残卷一卷和口部残简十二字，原件均藏于日本。关于《说文》的研究，自大小徐以至明季，虽说不曾中断，但值得特别称道的成果不多。至清汉学大兴，学者纷纷致力于《说文》研究，或校勘考证之，或置疑匡正之，或注释阐发之，或缘他人著作补充订正之。仅据近人丁福保汇编的《说文解字诂林·引用诸书姓氏录》统计，清代治《说文》者竟有203人之多。其中成就卓著的号为“说文四大家”，即段玉裁，撰《说文解字注》；桂馥，撰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；王筠，撰《说文解字句读》；朱骏声，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。